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买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是的，你是这样以为，但是在中国你并无法拥有这个房子，只是租给你而已。因为中国只有把土地使用权 租借给你70年（有的地方是50年）。而房子通常情况下30年左右就会遇上拆迁或者旧房改造。也就是说你花了买房的钱，却只能得到租房的实际效果。当然这 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当几十年后你发觉上当了！有一群流氓冲进你用一辈子积蓄买下的房子，画上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把你的家当全部当垃圾一样的仍出门 外，不顾你的苦苦哀求，甚至还在报纸上给你按一个钉子户的臭名，任大众辱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形容中国的房地产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是这样写的：

　　以前，有个地主有很多地，找了很多长工干活，地主给长工们盖了一批团结楼住着，一天，地主的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住你的 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永远住下去，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永远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攒的 钱收回来，地主说：不错，那租金怎么办？谋士说：照收不误，起个日本名儿，叫物业费！地主很快实行了，赚了好多钱，长工们那个高兴啊！

　　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城镇了，有钱人越来越多，没地方住，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钱了，咱们给他们盖新房子，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 造，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我们拆了房子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可以多盖一些卖给别人，地主又实行了，这次，有些长工们不高兴了，地主的家丁派上用途 了，长工们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地主又赚了好多钱。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大城市了，有钱人更多了，地主的土地更值钱了，谋士 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赚一笔，地主说：长工们不干怎么办？谋士说：咱 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咱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说：他们钱不够怎 么办？谋士说：从咱家的钱庄借前给他们，一年6分利，咱这钱还能生钱崽，又没风险，地主又实行了，长工们拿到钱，地主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 们只好排队等房子，直到现在，还等着呢------

　　于是，长工们开始闹事了，地主有点慌，忙问谋士怎么办？谋士说：赶紧通知长工们，房子要跌价了，别买了，租房住吧，正好把我们的猪圈租给他们，结果，这么多年后，长工们的钱全没了，还在租房住，直到永远！

　　这个笑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这何尝又不是事实呢？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人还要买房？疯了一样的买？为什么？还不是愚民教育的结果，就好象60 年代，鼓吹人们必须购买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才算是成功人士才可嫁人娶妻。70年代鼓吹人们必须购买新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装电话才算是 出人头地才可娶妻生子一样，记得当年装电话可是要几千块钱一部啊（人均收入不到200的小城），而北京上海更有上万一部的时候，还得排队买号搭人情，和今 天的买房又何其相似？

　　而今天所有的狗屁学者又开始了这一套愚弄百姓的旧招：白领一族新标准，成功人士新选择X环X路小户型，X环X路商 住型。收了你几十万后，还得每个月收你租金（新物业费），银行利息，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加息、政策等等等等。总之不怕你不被整死，就怕你死得不够惨！老百 姓咋就怎么乐于上当，而且百上不厌呢？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的中国居民住房负担的“房价收入比”却创造了世界之最，甚至超过了土地私有制下、最发达国家买地买房的数倍

　　一、都市新怪：七成新人买不起房 三成买房靠“啃老”
　　中国新一代，结婚成本“火箭般”飞向了天价
　　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不少网站和论坛上，盛传着这么一件“黑色冷笑话”：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的年轻职员们，有一天忽然都严肃起来，要一起做一道“解析题”，看看在各地“娶一个老婆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南京人答题最快：娶一个南京老婆的成本是人民币70万。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南京小生的算法也很简单：房屋一(市区80平米，均价6000元) 48万＋5万元中等装修＋3万元家电及家具(有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10万元普通轿车一辆＋新马泰港澳或云南、海南度蜜月1.6万＋2.4万元的2年谈恋爱吃饭、娱乐和送礼费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是70万(婚宴开支和所收红包相抵，不列)。
　　由此推算，以男方家庭有20万的家产，他本人年收入5万来计算，最后得出结论是：讨一个南京中上条件的老婆的成本＝男方倾家荡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10年［(70-20)/5］。
　　应该说，这位年轻人的算法除了在轿车和蜜月开支可删可减外扣除10万元以外，其他近60万元基本上属于正常。尤其是占开支最大的住房一项，每平米6000元在南京城区内要买到较好的房子已属不易，而80平米的面积等有了小宝贝后连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标准也没达到。这还是一个接近中产(有20万元存款，年收入达到5万元)的家庭的算法，一般普通的家庭就更可想而知了。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等地的结婚成本的计算结果也纷纷贴到了网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南京的60万“天价”竟然还是最低的。其中北京结婚的合理的成本为85万元(其中在三环外买房80平米，为64万元)，上海为100万元(其中买房花去80万元)、深圳76万元(买房占其中58万元)，广州为85万元(买房花去其中64万元)，杭州和广州一样，总成本也是85万元，买房也是为64万元(备注：各地的买房标准和南京一样，在市区的普通地方，面积均为80平米)。
　　“天价结婚”高速引擎：买房
　　面对这样的天价结婚成本，作为“准新人”的父母和兄长辈，也许早就是“十有八晕”了。因为这和他们那个结婚的年代相比，相差的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十万八千里”。
　　年岁稍长的人还清楚得记得，在七十年代，结婚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发喜糖和两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钱。住房的问题，在领结婚证的时候一般单位就要帮助解决，尽管房子很小很老。所有开销在加在一起，基本上在百把元上下。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有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一些简单的家具之后，才进入了几百元时代。从八十年代中开始，随着逐年不断增加的录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请客规模和档次的提升，结婚成本才开始进入千元、万元时代；那时租单位房子，房租也就几块钱。直到98年房改之前，当时一般人的结婚成本还是在几万元上下打转转。
　　也就是在这一代人的功夫，虽然人们的收入的水平从过去的几十元提高了现在的几千元，涨了近百倍，但结婚成本却飞涨的更快，从100多元火箭般的涨到了50多万元以上。数千倍的涨幅，归根结底还是“高房价”的“功劳”，尽管我们住房的面积只比比过去增加了1-3倍，尽管住宅的水平只有一点点的提高。
　　比较各地的天价结婚成本，你可以发现，除了买房外，这几个大城市的结婚的其他花费加在基本上都是在20万元上下(深圳人给红包“份量”重一些，可以为新人省掉一些，南京人的生活水平低一些，花钱自然也省了不少)。天价结婚成本的关键，还是在高昂的房价上。它占据了各大城市整个结婚成本的75%以上，高的达到80%以上。
　　如此高昂的结婚成本，使得社会上“黑色冷笑话”又有了“递进”的空间：现在小年轻为什么同居多，原来都是让高房价给吓得啊！事业小有成就、属于白领的“青年才俊们”都不敢结婚了，众多的打工仔就更只能搞“地下工作”了！
　　高房价下的“非常6＋1”：七成新人不买房，三成买房靠“啃老”
　　当然，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总是还要结的。怎么办呢？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一部门去年对该市上年12万对结婚新人的婚房进行了调查，发现有70%的新人因买不起房等原因干脆选择和父母同住，两代人挤一挤照样也要过；而另外的30%新人虽买房结婚，但80%是靠父母资助，最流行和非常普遍的方法就是“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小俩口结婚买房的首付款由双方父母支付，他们自己则负担每月的贷款。
　　据了解，“六个人买一套房”的模式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外地大学生就业集中的大城市极为普遍。双方父母为儿女买房拿出的首付款，大多是他们多少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作为晚年防老之用的“养命钱”。现在为了儿女的有房结婚，只能把自己晚年一点微薄的福利“透支”出去。问题是，现在是父母为儿女“透支”养房，以后背负“按揭大山”的儿女还有能力赡养父母吗？“提前送终”会不会由“冷幽默”变成“热现实”？
　　二、住房负担，国际上有把“公平秤”
　　“房价收入比”，全球买房人通用的负担系数
　　城市居民中，当70%要结婚成家的年轻人买不起婚房，另外买上婚房的30%还是通过双方父母以“透支晚年福利”为代价倾囊相助才得以解决住房问题的时候，标志着城市的房价已经到了让绝大多数居民难以承受的“高危”地步。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去反思和变革我们的住房政策的时候了。
　　看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过高，是不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压力，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计算模式，就是看看这个地方或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究竟是多少。
　　“房价收入比”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家庭所居房屋的价格，和这个家庭年收入之比，称为房价收入比。比如某家庭所居房屋的房价是60万元，夫妇俩年收入是12万元，房价正好为夫妇俩年收入的5倍，那么他们的房价收入比就是5。通常我们所说的房价收入比是指广义上的概念，即指一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之比。
　　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是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呢？通过对数十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房价的多年考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分别得出 “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3-6(世界银行专家的说法为4-6)。
　　3到6倍的房价收入比，既然是国际上公认的让居民对住房价格可承受性的、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有效发展的“合理和理想的水平”，那么，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国际惯例”。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房价收入比”国际惯例
　　今年春节，有朋友从加拿大的渥太华回来探亲。同学聚会时笔者向他们夫妇俩打听他们所在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住房情况。碰巧他们不久前刚刚换了新房子。据介绍，他们的买房也十分简单，开发商从政府手中竞标买下一大块地以后，搞好景观建设和划分成不同的小块单元(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亩地左右)。买房人看中了那块单元，再从开发商提供的不同风格的住房套型中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套型，由开发商统一组织的建筑装饰公司施工。朋友夫妇搬进新房时不需要自己再搞什么装潢，只要带着家具入住即可。朋友夫妇选择的是面积300平米左右的3层楼的独立屋(别墅)，总共花费25万加元都不到。而他们俩口子一年的收入超过了10加元。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不到2.5的房价收入比在加拿大的首都买到了土地产权归己的“精装修大别墅”。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加拿大极为正常。2000年记者曾经到据称是加拿大房价最贵的城市——温哥华呆过一段时间。抽空对当地的房价专门进行了了解。当时温哥华一般中产(占总人口70——80%)所居住的townhouse 和高级公寓(介于townhouse和公寓房之间)，200多平米的也就20万加元上下。而他们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5万加元左右。就是说，在加拿大房价炒作最厉害、价格最高的的温哥华(当时该地区的房价比加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多伦多还要高三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却比多伦多少三分之一)地区，房价收入比也只是在4左右(据说这两年高了一些，也是被中国去的暴发户炒上去的)。
　　记得当时记者到一所新的豪华小高层公寓看Open House(样板房)。150平米的面积，精致的全装修，旁边的森林公园有山有水，离Sky train(高架轻轨，相当于我们的地铁)站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价格却只有19万加元(当时相当于人民币95多万元)。如此条件和价格的豪宅不要说在北京、上海见不到，就是对在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条件类似的毛坯房，也有极大的冲击力。难怪一个在南京开驾校的L老板到了温哥华旅游后，什么身份也没有的他二话不说，掏出钞票就买了一套房。L老板应该感到庆幸的是，5-6年后的今天，他如果要在南京买一套条件接近当初他在温哥华所买的那套房(尽管还是毛坯房)，所需投资至少比当时还要多花2-3倍。
　　也许有人会说，加拿大人少地多，不具“典型性”。那么，我们就拿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来说事。加州北部的旧金山和圣荷西地区，是全球著名的硅谷所在地，也是全美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记者也多次到那儿开会、探亲。我有一亲戚十年前刚到圣荷西的时候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夫妇俩收入加在一起也就5万美元左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初他们买下一栋200多平米、价格27.5万美元的独立屋时，有些银行都不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认为他们的偿付能力有疑问。要知道，当时他们作为刚出道的年轻人，房价收入比也在5.5啊。现在他们的房价涨到了40多万美元左右，而他们的收入增长的更快，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降到连3都不到。当然，当地一般人的房价收入比还是在4上下。笔者的另外一个亲友在美国东部的威尔明顿市，也是在十年前他们在当地一个风景如画的高档社区买了一栋前后花园就有数百平米260平米的独立屋(别墅)，只花了22万美元。对在美国工作不久的他们来说，房价收入比在5左右。现在他们的房子升值到了35万美元2.5左右，但他们的房价收入比却降到了3以下。
　　不过最让笔者感叹美国房价低的，还是1999年到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一新兴的高科技小城(Sprin)时的所见所闻。当时是去看望的留学生夫妇朋友都在IT行业工作，两人收入加起来达到近9万美元，但他们买的一栋新的独立屋(别墅)200平米左右，装修好的，才14万美元。当时在笔者还没有房价收入比的概念，只觉得用一年多的工资(房价收入比为1.5)即可买上一栋装修好的别墅，实在是叫人羡慕不已啊。
　　这里还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不仅房价收入比要比我们低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房价收入比”的“含金量”要比我们中国高得多：他们是用别墅的钱和工资来比，我们也只能用公寓房价和收入相除；他们买的房是装修好的，走进去就可住，而我们拼了半天拿的也只是毛坯房，要住进去还得花一大笔装修费；他们房子前后带大花园，有的社区还带高尔夫，不少人家还有游泳池，配套设施先进豪华，而我们的住房大部分没有一定的配套设施，很多的住房还处在“工房”的水平；最重要的，美国的人均住房的面积标准是我们的几倍，家庭新建成房屋平均面积2,114平方英尺(196.36平米)，而且这还是用他们特定住宅建筑面积(Square footage)标准来计算的(接近我们的使用面积，走廊、阁楼、地下室、院子都不在计算之列)，买房更不会有什么“共摊面积”。而在中国买房，计算采用的是“建筑面积”，再加上共摊面积。真正使用上的面积只能是购房面积的八成上下。就这样我们也只能用人均30平米、户均90平米的标准来测算“房价收入比”，而且这还是新的“小康标准”。如果要按欧美的标准和“含金量”来计算房价收入比，那我们的差距就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翻上一番。
　　不仅地大物博的发达国家如此，而且人口密度和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他们的房价收入比也比我们要低得多。
　　有一段时间以来，韩国人都在抱怨他们的房价涨的太快，给国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那么，韩国的房价究竟高到哪儿呢？最近韩国的国土研究院经过对上万的家庭调查研究，并和英美等国进行了比较，显示韩国国民全部收入攒六年才能买房。尤其是首都首尔地区，需要将总收入存7.7年才能购买住宅，地方大城市为3.8年，中小城市为2.6年。而在美国和英国，要购买住宅，则分别只需要2.7年和4.1年全部收入。这就是韩国老百姓喊吃不消高房价的原因。韩国人也许没想到，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老百姓要用十几年全部收入才能买上一套“体面的住宅”。
　　另据介绍，根据日本官方的数据，在东京新建的专有面积75——80平米(相当于我们90——100平米的建筑面积)、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公寓，加停车位售价在3000日元左右。而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6万日元。这个号称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人口密度也最大、房价同样也是最高的城市，工薪族的房价收入比也计算在4.5-5左右。而且东京人买的这样的公寓，一般还都附送20平米的阳台和好几个平米的走廊以及包括液晶电视等基本电器。据介绍，日本的家庭主要还是男人在外工作，如果家庭主妇也到外面做个半天兼职的话，其房价收入比可降到3左右。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和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能让居民满意的。有一家美国的顾问公司根据房价收入比，专门就国际房价购买力的调查做过一个调查，看看世界上哪些城市的房价让居民“最难以承受”。结果澳洲悉尼超过伦敦(6.9)、纽约(7.9)和东京，以8.5名列前茅。不过，据报道，澳洲统计局资料显示，澳洲是每0.98户家庭或2.7人就有一幢(套)住宅，平均每幢(套)住宅的居住面积是187平方米。也就是说，悉尼人是因为住在人均70平米装修好的别墅里才感觉“房价最难承受的”，尽管就这样他们的房价收入也只是8.5。
　　这项调查更有意思的还在于，它认为由于澳洲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都在5.1以上，从而都被列入房屋购买力“极低”的范围，并由此断言“澳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危机”。真不知道中国的百姓和官员看了后会有什么感触！
　　这项调查对我们分析房地产市场的价值还在于，它给出了具体指标，让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更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一个地方的房地产是否“健康”。比如：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
　　另外，在比较房价收入比的时候，还请特别注意别人人均住房分面积、档次、算法、装修和其他配套等等。
　　三、中国市民，背负着全球最重的买房负担
　　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住房水平和具体负担就承受状况有了客观的了解后，回过来再看看我们国内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住房负担是否合理，就会有一个更准确的认知和定位。
　　就拿我们上面所举例“天价结婚成本城市”来具体分析。依据的标准稍靠“小康”。即面积为90平米普通公寓、地点处在传统上市民所居住的市城区(不是郊县和新开发区)、三口之家(父母工作、子女上学)住一套房。就可以破解中国的大中城市的高房价究竟有多可怕了。
　　还是先从南京开始。根据南京市房产局的“南京市网上房地产”的最新资料，传统上的南京六城区(包括重新规划后原来属郊区县的土地)商品住宅房价最高要7000出头，低的也在5500上下，我们取6000元为其中间值(实际上这个结果只能买到南京六城区边缘的房子)，6000元×90平米＝54万元。而南京城区居民的收入，根据统计局方面的最新资料，在比上年“激增”19.9%的“超常规增长”后(长三角速度第一)，2005年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997.47元，三口之家就是4.5万元。而按照南京本地媒体的另外一项报道，根据该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推算，去年南京职工人均收入正好突破2万元，如果家家都没下岗，平均每户的年收入为4万元。根据一套54万元的房价标准，按照前者的推算，54万元除以4.5万元，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12，正好比世界公认的房地产泡沫还多了一倍；而按照后者的推算，54万元除以4万元，南京的房价收入比又提高到了13.5，基本上相当于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最难承受地区”房价的一倍。这也就难怪国人就是再“吃苦耐劳”，也经不住这样的“超级高房价压迫”。
　　按照南京的计算模式和标准，部分根据《个人理财》杂志去年提供的2004年各大城市的人均收入资料，计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的市城区真实的房价收入比。由于《个人理财》杂志上的房价包括了郊区县这些非传统上市城区居民所居住住宅的价格，所以还是以各地网友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各城市的实际城区房价分别如下：
　　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口之家一年 房价         90平米总价 房价收入比
　　北京  15638元         46914元    8000元/平米   72万元       15.35
　　上海  16683元         50049元    10000元/平米  90万元       17.98
　　深圳  27596元         82788元    7200元/平米   64.8万元     7.83
　　广州  16884元         50652元    8000元/平米   72万元       14.21
　　杭州  14565元         43695元    8000元/平米   72万元       16.48
　　这里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的房价收入比，是建立在“准小康”的低标准的基础上的。首先在面积上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标准只定在他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面积标准向欧美看齐，我们的房价收入比要现在提高3-2倍；如果再加上他们是精装修房，有的还配上高档电器，面积计算方法上也接近使用面积的话，我们的房价收入比还要抬高50%。
　　其实，不仅在相对负担上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创造了“世界之最”，而且国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绝对房价，也超过了一些世界上发达国家大中城市的水平。一年前记者就问过一位经常在上海工作的波音公司高级经理，同样水平、面积和档次的住房，是上海贵还是西雅图贵，没想到这位华人高级经理毫不犹豫的说，上海贵。上海有不少人在日本东京待过。这几年回来的人纷纷网上发出感叹，上海内环内的实际房价比东京还要贵。一位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往来的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经理也公司记者，按照同样的标准，上海的房价比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要贵。
　　房价收入比，“穷国”真的该比“富国”高吗
　　据了解，国内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比较极为“反感”，认为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低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水平所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本身由于经济实力的问题，房价收入比高是“很正常的”。情况真是这样吗？
　　稍有些经济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极为荒唐和可笑的。首先，它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吃饭问题占了居民收入的极高比例(恩格尔系数高)，人们不可能有更多的财富支向住房，从而导致房价收入比低的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其次，它故意忽略了在新德里、墨西哥城和里约热内努这样的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很多的中下收入者不要买地就私自盖房(如贫民窟等)或政府提供相应住房保障(如墨西哥城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的基本事实。
　　联合国的权威研究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在1996年联合国召开的规模空前的世界人居大会上，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类住房报告》中不仅指出衡量住房可承受性的最常见的一个指标是房价收入比，而且还特别强调，根据人居中心九十年代对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国家52个主要城市所作的统计资料分析：无论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他们房价收入比的平均值的差别相当小。报告认为，当房价收入比的比值在2：1和3：1之间时，才意味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能够购买住房。比值超过5以后，多数人购买住房的希望就变得比较“非常渺茫”。
　　其实，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含金量”高的标准来计算我们的房价收入比，那样的比值就不知道要高出“世界记录”多少倍。房价收入比突破50都是很正常的。在上面举例的平均年收入在5万元的大城市中，三口之家要花250万元买到“套内建筑面积”在200平米、单价5000元的精装修别墅，的，也只能在地点和品质上“降低要求”才能实现。
　　全民共享的国有土地，“最沉重的负担”压垮了谁？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按照“中国特色”的住房标准还是一般发达国家的数倍，但我们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理论上应该是为全民“共享”。我们买房所用的土地，还是“租用”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属租地买房，使用期限也只有70年。而那些房价收入比比我们低得多的发达国家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房地产市场体系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下的，属于买房买地，土地产权永远归买房人所有。
　　一个公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所承担的负担，竟然比在私有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买地买房”还要高得多，这种不可理喻的“极端对比”所发出的强烈信号，已经非常明白无误的昭示我们，现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所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实际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优劣，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从导致的后果来看，它已经异化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的践踏和嘲讽，成为从人民大众手中巧取豪夺全民财富分“带血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曾有两份 “共产党宣言”。一份是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开门见山就亮出了共产主义者理想是主张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另一份红军时期发布的《共产党宣言》,也坚决主张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土地革命上。
　　从历史走回现实，执政党的理想和行政者作为的尖锐对比，难道给我们带来的仅仅还是“房价究竟应该是高还是低”之类的“经济技术分析层面”的思考吗？！

追寻那支消失的红军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的5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是首部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路军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发生在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的历史几被尘封，70年来难见天日

1936年10月，红西路军出征。图为准备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

　　1983年7月28日，陈云（中）、李先念（左）、徐向前（右）在人民大会堂。由于这三位西路军历史亲历者的干预，邓小平的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被俘的红西路军男女战士

敌军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邀功

　　作为当年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谈到西路军。
　　“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在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接受《西征的红军》摄制组采访时，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说。
　　“爸爸临终时曾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首播，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
　　10年心系“西路军”
　　“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不能因为失败就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西征的红军》的学术顾问、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
　　在《西征的红军》策划人应启明看来，不管有什么遗憾，《西征的红军》能够拍出来，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拍摄纪录片《长征——世纪丰碑》时，他就想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未能实现。
　　“当年我们积累了大量西路军的材料，后来作为历史资料，在库房里尘封起来。”应启明回忆道。作为《长征———世纪丰碑》的总编导，他只能在集中反映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英勇事迹的同时，把一些四方面军的将士采访内容糅到里面。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和一直在关注这些变化的朱玉不同，应启明想拍“西路军”的想法一直推迟到2005年才有机会实现。2005年冬天，为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已经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的应启明在台里的会议上，提出了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纪录片的想法。去年冬天，应启明把这个专题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台里的高级编导江宁。
　　就这样，55岁的江宁和摄制组匆匆忙忙赶到了河西走廊，开着车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拍摄采访，在一个个战场、遗址边寻找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50个老红军，另外40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记忆中的战场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
　　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
　　终于逃脱魔窟，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但孩子最后被埋在沙漠里。
　　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陈昌浩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都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也没有开会，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结果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
　　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步芳部队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
　　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寻找部队。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5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给王怀文送水送饭，敷药治伤。伤虽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王怀文伤愈之后，就在张掖安下了家，结婚，生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马家军的骑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江宁感动的人，来自王怀文。“他经常跟人家宣传说，我当了红军活下来了。你看和我一块儿的、那么多的战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来了，而且浑身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遗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2006年5月，应启明看到了一份中宣部关于红军长征70周年宣传的通知，他马上给正在宁夏采访的江宁打了个电话。“我很高兴地看到，里面一句话是关于西路军的，大意是在宣传西路军历史时，要尽量宣传他们英勇、顽强、悲壮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我们拍《西征的红军》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没有了。”
　　“不管怎样，作为第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视纪录片，能够顺利做出、播出，已经是一个成功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朱玉这样评价《西征的红军》。
　　（全文经国防大学教授、《徐向前回忆录》执笔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朱玉审阅。图片由上海电视台提供。）

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到市场上问问买房人、卖房人，房产中介公司，或是政府部门，上海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没有人心里有数的。就是大家心里没有一个主见，所以一般的老百姓有一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一看到报纸上报道有排队买房的，就心里着急，一看到自己当初想买结果没有买的房子涨价了，心里就后悔。这使我想起美国股神巴菲特经常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石油商死后上了天堂，结果圣彼得说：实在抱歉，我知道您在世时行为正派，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天堂里已经饱和，实在住不下人了。这个石油商说，不要紧，我有办法，他对天堂的大门大喊一声：地狱里发现石油啦！马上从大门里跑出一大堆人，要赶到地狱去。圣彼得吃饭地看着这一切，说：现在你可以进天堂了。不料石油商说：“不，我想去地狱，说不定这个消息是真的呢”。

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了解阻碍和谐社会实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办法。当前在我国城镇约有数千万贫困人士，他们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如何，发生过哪些悲惨遭遇，他们是怎样渡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本文试图对城镇中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动模范、童工、包身工等贫困群体的悲惨生活作些报道和评析，供大家参考。 　　

一，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二、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准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三、贫困劳动模范的悲剧生活

贫困劳动模范是穷人中一个特殊群体，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

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楼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补自己的药费。 　　

四、童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

2004年8月，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发表了《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一文。该文说，福州祥威电脑机绣有限公司现有外为女工34人，其中有年龄在16岁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时报酬1元至1.25，每餐伙食标准1元。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23点，中间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钟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一站就是16个小时，加班没有加班费。女工们不仅腰酸背痛，脚背也肿得厉害。老板却不让请假，请假一天扣80元，迟到早退一分钟扣1元。该厂不到2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几十人站在机器前制作鞋帮。用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学溶液，环境中空气污浊。

2004年10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的广州血汗工厂的小童工们就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忙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到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自然吃不饱。

2005年4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的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剥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简短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模、童工、包身工等，他们劳动十分辛苦，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吃粗茶淡饭，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这是一极。另一极是富人群体，住着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美味可口的中西餐轮流换，坐着宽敞舒适的进口高级轿车，搂着“裙子”翩翩起舞，过着“人间天堂”的奢侈生活。如此严惩的贫富差距焉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电，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参加政协常委们的高度关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分配公平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较大是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11月15日，领导安排我出差河南，当时手摆的跟风车似的，找理由：STP这东东我又不熟悉？河南这次的情况比较复杂，怎么安排给我这么个任务呢？领导一句话，让你去就去，赶紧定机票。结果晚上6点，我已经住进了郑州的宾馆了。

老员工讲了多少次出差的辛酸苦辣，这次算是体会到了。河南移动的IP承载网，要说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的设备在这用也算是性能指标都不错了。可是可恶的NOKIA，做了个什么破软件，把我们这些人都陷进去了，哎

现在还在验证方案，什么时候割接还没信呢，这趟差可真是长了经验。知道了IP这种东东是怎么用的，知道HW的办事处的工作方式，最重要的是了解了我们研发人员应该怎么办事，也算是收益匪浅啊！

还在等移动的会议结果，今天晚上估计又要熬夜了，民工的生活啊....

    难道有这么个周末自己轻松在家呆着，来北京后的第一次。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天气预报都说这种天难的一见。

    毕业了两个多月，工作了也50来天，自己的新角色已经比较适应了。平常的日子，充实，忙碌，也觉的蛮快乐的。可能是我自己的要求不算高，比较容易快乐吧！但是一进入六月，突然间开始怀念一些东西了，甚至又在影响睡眠的质量。好在能经常的踢球，打羽毛球，运动一下，身体上还好。

    呵呵，不知道写什么了

    工作了，感觉是一份踏实，同时也是一种茫然。踏实在于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不用再靠父母了；茫然在于生活的压力太大了，都不敢去想房子的事，对于老百姓，真的太难了。

    现在的心态越来越正常了，越来越象一个普通人的心态了，开始考虑每天的生活的花消，呵呵

    傻哥结婚了，梦梦结婚了，大龙也结婚了，都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师妹总问我什么时候结，我还是不大愿意思考这事，现在我纯属于三无人员，感觉不爽。生活的压力真的不小，还是要好好的经营一下了。

    加油加油！

春风梳玉枝 曾经浪漫

夏雨戏青丝 曾经激情

秋月明故里 曾经收获

冬雪映相思 曾经希望

转载自阿哲的blog，写的真好，呵呵

    314，这个日子对我很难忘－－本科的宿舍号码。

    这两天天气比较凉，一如我奇怪的心情，或者最近遇到的诸多事情，当然，最令我不安的是妈妈的手术：胆结石。父母知道我最近事情较多，手术前并没有告诉我。我觉的心中有愧，孩儿不孝，又没能替父母分忧，反而又让父母担心。

    那天和父亲打了很久的电话，印象中是第一次这么久，说了好多话。都是一些小事，很平和，也很亲切。刚才看到linda写什么是幸福，幸福真的体现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到。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赶紧恢复健康，这才是我现在最大的幸福！

    我是挺幸福的人，有温馨的家庭，有开明的父母，有很好的朋友。有良好的教育，可是平常怎么总会闷闷不乐呢？是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对一些把握不住的东西太过在意了？心态不够平和？呵呵，还是需要磨练啊。

    314的四年让我成长，217的三年让我成熟，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半成品，但是，成长，是必然的！呵呵，多花一些心思在关心自己的人身上，花在工作上，这也是珍惜幸福的表现吧。

    我过生日了，24周岁了！

    研究生前两年，分别和本科好友和研究生哥们过了两次。这次，和实验室的，宿舍的，以及好朋友一起过，可惜就差了一个。

    感谢这些年朋友的帮助，帮我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三年。朋友是我生活的非常有意义的部分，我非常的看重朋友，虽然有些时候事情处理的不好，但是从本意上说，我都非常的愿意和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好。大龙的胸怀，王为的睿智，阿贵的学识，Tom的深刻，师妹的刻苦，阿良的从容，亮亮的幽默，伴随这我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当然还有一个影像，似乎是那梦中的影子，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些都会永远的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已经24周岁了，真的不小了。形象也应该改变了。虽然早就应该改变了，很多人都对我这么说过。但是总是不情愿，因为我非常喜欢现在的样子。可是现实告诉我，并不是很成功。改变是必然的，当要告别那种纯真往事的时候，难免有些感触。呵呵，谁让我们双鱼座的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呢？

    想起了一首诗，当年和黑子一起朗诵的时候读的“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未可轻。未觉池塘春早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当时还不是很能理解，现在越来越体会那种对时间的无奈的感觉了。呵呵，不容易啊，终于有长进了！

     人生在世，也就数十年。我已经度过了24载的光阴，走完了一段不短的青春年少时光！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人，很多欢笑和泪水，已经扎根于记忆，难以磨灭。这是我成长中的积累，是我一生的财富。该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事业，家庭，这些事情已经走入了我的计划，希望在下一个24年里，我能获得我想要的东西！A za fighting！！（是这么写吧^_^）